文人多穷，只有书籍算是他们唯一的财产。我滥竽大学讲席前后廿余年，薪俸所入，本

    亦可观。抗战开始时，激于一时的爱国热忱，捐献国家一笔大家认为相当大的款项，一部分

    钱，维持一寡嫂一胞姊的家庭，担负了五六个甥侄的教育费，再一部分的钱，尽都花在书籍

    上，虽然不敢说缥满缃架，在一般同人中，我也足称为一个藏书颇富的人。不过自己物质享

    受，则一点没有了。

    我虽爱书成癖，但与书的缘分则颇有限，廿年以来，屡聚屡散，很少有几本书与我相随

    终始的。我所遭损失，虽无易安居士之大，而事后回忆，唏嘘惋惜之情则一。乱世书生，命

    运大都相似，我想这还是不说它为妙。

    我第一次游学法邦，志愿系学艺术，因为多病及其他事故的耽搁，在里昂国立艺术专科

    学校，只学到人体素描的阶段，即因慈母病重，辍学东归。东归以后，自知无望再来，既不

    能将整座的艺术学校搬回中国，继续研究，只有放弃成为一个艺术家的愿望，来改学文学

    吧。所以临行前，托研究文学的朋友，开了几张书单，买了足足两大箱的文学书，自十八世

    纪到现代名家的作品，应有尽有。带回之后，因为忙于教书，一直无暇展卷。抗战前一年，

    舅翁张余三先生将上海的家迁回南昌原籍，把我的书也都运回去了。南昌陷敌后，我们的房

    子被“皇军”连根铲平，改建什么军事机构，屋中所有，当然一概荡然。我那两箱法文书，

    损失尚不足惜，最令我惋恨不已的是舅翁余三先生的中文书籍。他虽是个商人，却寝馈于中

    国古文史，一生别无嗜好，只欢喜购置图书。在战前约值银币万元，说明了将来一概遗传给

    我，谁知我一本尚未到手，便被战神收拾去了。

    在东吴大学执教时，课余常去逛旧书铺，倒给我买了不少真正的线装书。到鄂后，寓所

    托一男仆看管，五六年都无恙。“皇军”入苏州城，那个男仆当然不得不暂时躲避一下。等

    到乱定回来，则整屋的东西都化乌有，不知是被日本人运走了，还是当地穷人趁火打劫了

    去？他们连书都要，也算是风雅盗贼了。

    任教武大六年内，我也买了一大批的书。我的书斋中有六只书架，楼上寝室又是六只，

    一共十二只，都满满插着书。虽然都是商务中华及普通书店的廉价本，并无一本珍籍，但也

    有几部大部头的像廿五史，十通之类。此外则文艺刊物，无一不备。当时书报订价极廉，每

    年两三元便可定一份有价值的杂志，人家希望我替他写文章，又愿意常年赠阅，因此杂志也

    占了几只书架的地位。记得有一位以前中学时代的同学而在母校教书的朋友来看我，见了我

    的书，吓了一跳，对我说：“你一个人怎么看得了这么些书？我们普通中学的图书馆所有还

    没有你的多呢！

    廿七年春，战氛愈恶，武大决定西迁四川，我也作随校入川之计。因交通的限制，我们

    许多衣箱，只好在汉口租界这家朋友处寄顿一点，那家亲戚处安放一些。书呢？平时爱如珍

    宝，这时则成为很大的累赘，文艺刊物整捆送到伤兵医院，或赠给各地麇集珞珈、待船入川

    的朋友们作为消遣。不甚重要的书，仍留原寓，等于抛弃；次要的检了几百本送给武大图书

    馆；重要的装了几大藤箱连同一些杂物，寄存于武昌花园山的天主堂。那时本堂神父即现任

    主教郭时济，蒙他慨允代为保藏。我自己则仅带了一箱工具书如辞书字典讲义文稿之类到了

    四川乐山，清出来也磊满了一只书架。

    战时留川八年，并没有添置什么新书，一则为了战时书籍纸张印刷太坏，惧伤目力；二

    则除了新文艺，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书，而我则为了文坛被左派垄断之故，讨厌他们偏激的论

    调，因而也憎恶新文艺；三则那时我们一般教书匠，终日在柴米油盐漩涡里打滚，实无读书

    的余暇，既不能读，添购何用？

    胜利第二年，武大始得复员东返珞珈。到天主堂拜访郭主教，询问藏书下落。他说日军

    入城时，秩序一度混乱，他人寄存的东西，大都失去，我的书箱系寄放在机要文件室，地点

    偏僻，无人注意，所以还是安全。我领取钥匙，想先查看一下。进室及见那几只藤箱，堆在

    墙角，尘埃满积。打开一只储藏杂物的网篮，几筒茶叶已霉成黑色，但几瓶药酒，仍闪着琥

    珀色的光，拔塞一闻，酒香扑鼻，依然可以饮用。尤奇者，一座德制小钟，一托在掌中，竟

    滴搭滴搭响了起来，并且响了好久一阵，似乎是见了阔别多年的主人，喜不自胜，努力吐出

    一点声音，来作表示。宇宙万物，无论有无生命，都有一个灵魂，都有喜怒哀乐的情感。我

    们有了《青鸟》里仙女的金刚钻，固可发现它们的秘密，没有呢，在某种特殊的环境之下，

    也有很神奇的泄漏。这座小钟不正是一个例吗——我这座钟久成废物，但我至今还是将它带

    在身边，便是感念它当时对我那一点情意，不便忘怀之故。

    第二天，雇了一辆卡车，将所有书籍箱之类运回珞珈，才发现靠墙两箱受霉湿过久，已

    是朽坏，其中书籍，都变成黑不黑，黄不黄的烂树桩的一团，并有无千无万的蛀虫窟穴其

    间。恐其蔓延，只有一火了事。其余书籍又陈列了几架。虽不如战前的壮观，也还将就看得

    过去。复员三年，我又陆续购买了一些书，不过战后物力艰难，所置究竟有限了。

    民国卅八年，香港真理学会请我去当编辑，行李寥寥几件，携带并不困难，最难处置的

    还是那几本书。装了两大木箱，寄存某处，随身又带了两箱到上海，最后仅带了一箱到港，

    在那个寸金之地，这箱书惹了无数麻烦。卅九年去巴黎企图研究某项文学与古史的问题，千

    挑万选地又带了一小木箱的工具书。到了巴黎以后，才知这类书巴黎大学高等中文研究所尽

    都备有，我带它们其实多此一举，花了许多运费不算，寓所管事见了这件笨重行李，也时常

    皱眉。

    但我购书的脾气总是改不掉，在巴黎年余，又买了一百多本神话和古史，还是时常进出

    旧书铺，徘徊于圣母院附近河岸的书摊前，见了适合于需要的书仍要抓擒到手才罢。

    “我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之生逐无涯之知殆已”。何况实际上，我买了书

    来，只向书架上一插了事，从来不翻开来读，以为现在没有功夫，将来总可慢慢研究。一遇

    迁徙，那些书都带着从未拆开的页子同我诀别，现不自惩艾，还要作这种没意思的事。这就

    是我们文人的固执，也是我们文人的痴呆！

    选自《归鸿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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