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见方豪神父逝世的消息，非常痛悼。这是两年前于野声枢机猝逝罗马的噩音所给我心

    灵震撼的第二次。宗教界、学术界一颗巨星又收敛了它的光芒，顿觉天宇沉沉，一片漆黑。

    海内外认识方豪神父的人，闻悉此事，当无不抚膺悲惜，并不止我个人为然。

    我和方豪神父的友谊建立甚早，到今已将近半个世纪之久。这就是说当民国廿二、三年

    间，他尚在宁波神哲学院当修士时，先写信给我，后便以他所著的杨淇园（廷筠）、李振之

    （之藻）的传记寄给我，考证精详，文笔流畅，实为不可多得的传记文学。我对于这位少年

    修士便敬佩有加，知道他前途浩瀚无涯，必成学术界的重镇。民国２４年，他升任铎职，主

    教派他在金华、永康、武义、汤池四个县境作传教工作。他一面传教，一面写作，又有多本

    著作出来，但多偏于天主教名流的传记，尚未及中西交通史的问题。

    ２６年抗战爆发，我于次年随国立武汉大学迁往四川乐山，方神父在浙江金华任天主堂

    本堂职务。忽一日来信说：敌氛日急，沿江一带陷落，浙省全境均将入敌手。现在金华县城

    里，稍有能力者纷纷逃亡，形势混乱。主教连生活费都不汇来，教友也大都走避，没个人可

    以商量，我若困守原堂，不为敌杀亦将饿死。想投奔大后方，但旅费筹不出，奈何！奈何！

    那时候汇兑幸而尚通，我立刻汇了一笔钱去，并寄了一封快信，嘱咐他立刻动身，不可迟

    延。

    方神父接到我的信和汇款后，取道江西、广西、贵州，辗转而达云南。那时天津益世报

    已在昆明复刊，他就在报社里任总主笔及副社长，生活才安定下来。方氏自浙抵滇，走的都

    是旱路，绕了那样一个弯，真可谓“万里长征”，辛苦可想，他沿途常有信给我。桂林十万

    大山和漓江风景片也附寄来几张，尤其宝贵的是贵州某处宋代党人牌（就是所谓‘元祐党

    碑’）拓片，可惜这些纪念品都在我后来屡次搬迁中散佚了。

    方氏后来又到遵义浙江大学迁校和重庆复旦大学任教，在重庆时，也兼在益世报当编

    辑。胜利后，他应田耕莘枢机主教之聘，到北平主编公教文化机构各种刊物，同时在辅仁大

    学教书。４１年，我自巴黎回国，教书于国立师范学院，方则在台大教书，我和他通讯垂及

    ２０年，这一次才得晤面。

    方神父那次若不能逃出金华，饿死倒也未必，不过后来交通断绝，他想撤退到大后方已

    无可能，为他设想，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仍留金华原堂执行他司铎的职务，日本人虽

    凶恶，对于宗教倒并不排斥，况日军中信仰天主教的也不少，常要来堂望祭和告解。许多天

    主教神职迫于情势，也只好学习日文日语，虚与委蛇，以求保全教产。再者天主教视救灵为

    唯一大事，不能有敌我之分。方神父又何妨如法炮制。不过他是爱国心极端强烈的人，决不

    肯在敌伪枪尖下屈身抑志，以图苟延的；那么，他将加入我方游击队和敌人拼命了。他是个

    神职，于律不能杀人，只好做做救死扶伤的工作，兼为队员尽尽拯救灵魂的义务。游击生活

    本多艰险，他是个文人，也许饥寒劳顿，会损害他的健康，遇着敌伪围剿时，也许一颗枪弹

    会夺去他的生命，我说这些话也非纯出虚构，因为方神父以后于偶然间对我说：假如他当时

    陷身金华，无法出奔，就上山打游击，决不与敌伪合作。倘若他那时不幸牺牲了，那么，以

    后益世报和其他报刊上许多慷慨激昂，有光有热，足以激民心而厉士气的佳篇，便不会有

    了。他来台后，所撰写数百万言，煌煌学术巨著，也不会有了。请问这是何等的可惜！我今

    日说这话，并不敢说方神父的性命是我所援救的。他那时若干著作已相继问世，声名已盛，

    教会已认定他是个“青年才俊”，定必多方设法，将他接出陷区，不过没有这样快，未免要

    让他多吃些苦头而已。我这样说，实所谓“贪天之功，以为己功”，实甚可笑。这也由于我

    器小易盈，不能守“右手行善，勿使左手知”之训。总自觉生平所为事，只有这一件为最有

    意义，每忍不住沾沾自得——这也难怪呀，这样一个高贵而伟大的灵魂，世上能有几呢？

    方豪神父“是一个成功的学者，也是一个成功的宗教家”，这话好像是他同乡阮毅成先

    生所说，我极以为然。他的关于中国天主教史资料的整理，他的中西交通史、宋史、台湾史

    的研究，都是不朽之作。听说尚有许多遗书，未曾付刊，希望将来有人整理刊行，庶不辜他

    一生的苦志。

    方豪神父学问基础，实在坚实。他国学的根底，半得之父授，半得之自己修习，文笔之

    简洁优美，有如精金百炼，一字不能多，也一字不能少。公教教士无不娴习拉丁，由这拉丁

    一系，自然通达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诸国语文，而法文则更所擅长，他又自修英

    文、日文，还有若干国的语文，不及备述。有了这多犀利的工具在手，以攻学术堡垒，何城

    不摧？何险不下？又记忆力天生极强，悟性亦极高，故博闻强记，腹笥渊博。他研究学问所

    做的工夫，是扎实而又扎实，从来不说一句空话。

    胡适先生教学人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而方神父恐怕要有十分证据，才说一分话。所

    以他的朋友某神职说：别人所写文章，每觉肉多于骨，你的则全是骨头，简直教人嚼不动。

    他着手考证一件事，必先到处访求珍本、孤本、手迹，跑遍中国图书馆，也跑遍外国图书

    馆，摄影、摄制显微胶片，若受访者是活人，则用录音机将谈话的音录下来。傅斯年教人做

    学问，必须“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我看只有方豪神父能将这两句话完全做

    到。胡适之先生又有“为学要如金字塔，既能广大又精深”，方豪神父也把这两句话完全做

    到了。

    至于说他也是个成功的宗教家，我虽忝为教友，却非神职，对于神职界人士的修为，所

    知实在有限。只知方豪神父教书著作与传道爱人，并行不悖。当我在台北时，每见他穿着破

    旧单薄的衣服，腋下夹着一个沉重的书包，冒着大风寒去讲道。受他感召而皈依圣教的名流

    甚多，像香港故徐诚斌主教就其一例。患了脑中风住在医院里，躺在病榻上，不能读日课，

    就请别的神职读给他听。稍能起立，就在病房里举行献祭。病愈回寓，所有神业未尝有一日

    之辍。即如去年圣诞夜，他在寓中连续举行三台子夜弥撒，几至晕倒。他之屡次发病，与过

    于好学，不遵守医诫，常偷着在病床间看书，与爱主心过于炽烈，严格履行他身为神职应尽

    的职责，或者也有关系——这些话我是不该说的。因为我究竟是个世俗人，宗教家许多作

    为，我是不大懂的。

    我生性奇懒，在方豪神父病前与他不通音信者竟达十余年之久，他受教廷晋封名誉主教

    并蒙席名号和他之膺选为中院院士，我都未去信道贺。直到去年听说他中风住院才去信慰

    问。对他说脑中风这种病是不当玩的，这或者是他平日过度用功所致。劝他将书本放下，以

    侍花养鸟自娱，并养几只小动物陪伴。又劝他既然身体有病，神业也该放松。像他每日念日

    课，举行献祭，何妨减轻份量，天主是仁慈的，哪会计较呢？这当然又是世俗人的意见，方

    豪神父只有置之一笑，不会听从的。因在《中副》上读他自述，养病乡下，我既不知其通讯

    地址又希望不致过份扰他的精神，有好几个月未写信去了。不过总是关心他，总希望得他讯

    息，常常在有关方面探听他的病情，是否有进步。就在他去世的前两日，我还写信给台北某

    主教问到他，谁知所得的竟是这样一个大不幸的消息，方豪神父已走完了他７１年的旅程，

    安息天乡了！“人生七十古来稀”，是古人成语，于今医药卫生进步，这句话早推翻了。现

    代人又说“七十是人生的开始”，我以为这要等数百年后始能实现，现在则未免言之过早，

    不过像方豪神父的生理状况，若非患有这种危险症候，再活一二十年是不成问题的。他对宗

    教对学术都有许多辉煌的贡献，也是意料中事。他说做学问要“富贵寿考”，前二字他已做

    到了，可恨后二字则付之缺欠。我现在只有为教会人才惜，为学术界人才惜，尚复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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