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为出生于旧时代，又出生于过分重男轻女的家庭里，尊长们认为女孩儿认识得几个

    字就算不错，进什么学校，靠她将来赚钱养家？还是靠她为官作宦，荣宗耀祖？后来亏得我

    自己拚命力争，家里才让我进了安徽省城的第一女子师范。进师范学校的好处是不须缴学膳

    费，连穿的制服，用的书籍，都由公家供给，那时我家经济状况非常窘迫，念书的男孩子又

    多，我们想进学校，只好进那不花钱的了。初级师范卒业后，在母校服务二年，又进了北京

    高级女子师范。帅范学校以造就学校行政人员及各科教员为宗旨，我既受了双料的师范教

    育，当然决定了我一辈子当教书匠的命运。

    把自己教书年月屈指计算一下，从小学起，历中学、大学，一共经过了四十余年，单以

    大专论也有了四十年，真算得一个不折不扣的“教书匠”了。

    关于我教小学的掌故，在归鸿集《教师节谈往事》一文中叙述得相当详细。于今台湾教

    育界产生了“恶补”这个名词，我在民六年初级师范卒业被留母校附小服务，便曾干过这个

    玩意。是否戕贼了若干儿童身心我不知道，但自己健康却受了绝大的影响，升学女高师和留

    学法国的前后六年里我始终在病魔指爪下讨生活，虽然没有病倒床上，但恹恹不振的身体，

    限制了我奋勉的用功，从而也限制我后来的成就。可算是我一生最大遗憾的事。不过目前台

    湾教师替学生恶补，目标在于猎取金钱，而我则受着盲目的献身教育热忱策动而已。以良心

    论，我是平安的。

    民国十四年，我自法邦辍学返国，奉母命与南昌张宝龄结婚，外子时在苏州东吴大学授

    课，我们在苏州组织了小家庭。从前北京女高师中文系主任陈钟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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